温病这个概念，最早能追溯到《黄帝内经》。书里提到“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”，意思是冬天受了寒邪，到了春天就容易发作成温病。到了宋代，郭子和把冬季受寒、春天才发作的伏气温病，春天当下感邪即病的新感温病，以及春天流行的时行疫病，都归入温病的范围。再到明清，医家们持续丰富这个概念，比如吴又可认为温与热是一体的，温病也可称为温疫，还提到温病会随着时气传染；吴鞠通则把风温、温热、温疫、温毒、暑温、湿温、秋燥、冬温等多种外感热病全部纳入温病范畴；王孟英又从伤寒与温热的发病时间来区分，把不立即发作的称为温热。纵观历代医家的论述，温病的外延不断变化，但核心都围绕“感受温邪所致的急性热病”展开。现代结合病因、病机、证候等特点，把温病概括为：以发热为主要表现，热象偏重、容易耗伤津液、病势急的外感热病。

温病的种类很多，分类方法也不尽相同。

按照发病初起的证候表现，可以分为新感温病和伏邪温病两大类。

新感温病是当下受邪，当下发作，多表现为表热偏重，比如风温、暑温、秋温、冬温等，这类疾病多从表入，治疗时重点在于解表、清热，让邪气从浅部透达而去。伏邪温病的特点是邪气早就侵入了，只是潜伏在体内不即发，到了适当的季节或引动的契机才爆发，一旦发病，多偏里热，如春温、伏暑等，这类病的治疗就要重点清里热，使郁遏在内的病邪得以透解。

按照病因性质，又能将温病分为温热类和湿热类。

温热类温病发病急、变化快、病程短，发热高、耗津明显，容易出现邪热入里的表现，比如风温、春温、暑温、秋温、大头瘟、喉痹、暑热疫等。治疗时应抓住清热、生津、泄里热的方略。湿热类温病起病缓、过程慢，初期发热不高，伤津也不特别明显，如湿温、伏暑、暑湿、霍乱、湿热疫等，这类疾病黏滞难清，中医认为“湿重如裹”，邪气不容易透达出去，治疗要以清热化湿为主，兼顾运脾、利湿，使湿浊有路可出。

温病的辨证体系非常丰富，除了八纲辨证、脏腑辨证、气血津液辨证、六经辨证以外，最具代表性、最常用于温病的是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。卫气营血辨证从浅入深，能清晰反映温邪的传变轨迹，比如从卫分的发热轻、微恶风，到气分的壮热不恶寒，再到营血分的高热、神昏、出血等，层层递进，准确呈现疾病的发展。三焦辨证则从上、中、下焦来分析病位变化，特别适合湿邪偏重、病邪容易停留于某一焦分的温病。通过这两套体系，能更清楚地判断病邪位置、邪正强弱、传变趋势，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。

在温病治疗方面，张锡纯的经验很有代表性。

张锡纯组方灵活，既不拘泥古方，又善于吸收中西医之长，用药常常能收到显著效果。张氏的处方特点在于：寒凉药用得稳，用来清热解毒；滋润药配得巧，用来养阴护津；轻清透散的药也常会辅助使用，让热邪有路可透；有时还会加入食疗性的药物，提高患者的受纳和疗效，并很重视炮制方法确保药效。

张锡纯用得最多的药物，如石膏、甘草、山药、知母、党参、白芍、玄参、连翘、粳米、生地等，既能清热，又能养阴扶正，体现了对温病“清热而不伤正、泄热而不伐阴”的治疗思想。

温病中有几组经典配伍，张锡纯尤其擅长使用，比如石膏与甘草清热护胃；白芍与甘草调和营卫、缓急止痛；石膏与知母泻火而不伤津；石膏与山药清中焦热、敛胃阴；石膏与党参益气护津，让清热药不至过于辛散；山药与党参则健脾扶正，使清热药不影响中气的运化。这些配伍看似简单，实则各有分寸，把温病治疗里“清”“补”“散”“润”几种手法结合得十分自然。

按照六经辨证施治温病，也是临床常见的方法。

太阳经证偏表，连翘可用来疏解表热；太阳兼喘，多用小青龙汤加石膏以平喘清热；太阳阳明合病，多见大热大渴，大便偏实，可用石膏、甘草、栀子、连翘加强清泻；太阳阳明少阳合病，病位上下交错，可用连翘、薄荷、石膏、茵陈、龙胆草等进行疏解；有结胸表现时，常配炒瓜蒌子、炒紫苏子、代赭石以宽胸化痰；太阳将解之时，可用熟地、山药、枸杞、阿胶、玄参、甘草来养阴扶正。阳明热盛，可用甘草、石膏、山药、白芍、知母；阳明实热更重，可加重石膏、知母，并配党参、粳米保护胃气；阳明少阳合病、阳明厥阴合病也可用石膏、甘草、山药、白芍、党参等调整寒热虚实。少阴病多虚寒，用党参、甘草、白茅根、鸡子黄、山药等扶正救阴；厥阴病可用白虎加人参汤，以清热生津、回阳救逆。